我从小仇恨日本人。从大人到孩子，通通仇恨。我曾和滞留在北平的燕京大学教授郭绍虞先生的儿子郭泽宏，把日伪政权贴在墙上的宣传画“第五次政治强化治安”刺刀下的“共匪”改为“日满”。我喜欢捉蜻蜓，也会捉蜻蜓。左手可以夹八只大蜻蜓。蜻蜓躯干呈蓝色，四只翅膀的边上仿佛镀了金。这种蜻蜓要到清华园前面的小河
我仇恨日本人是因为他们抓走了我父亲和两个哥哥。我还朦胧记得，１９４０年夏天，日本宪兵队夜间突然包围了我们家。母亲把我藏进马桶间，马桶间是间黑暗的小屋，只有一扇开向邻居的小窗。我在里面除了日本人的说话声和沉重的皮靴声外，什么也没听见。等母亲把我从马桶间带出来后，我看见母亲和姐姐们默默地坐在堂屋里流泪。一个姐姐对我说父亲和大哥三哥被日本人抓走了。我并没有感到多大惊恐，只觉得家里出了大事，反正有大人们顶着。后来才听大人们说，夜间日本宪兵队包围了院子。一伙日本宪兵翻墙冲进屋里抓父亲，把父亲从床上拉起来，打了两个嘴巴，戴上手铐。父亲很平静，穿上衣服跟他们走了。他们又到东厢房抓走了上大学的大哥和刚考上高中的三哥，用绳子捆住他们的手。大哥、三哥很快便释放了。九个多月后父亲也释放了，我见到走进家门的骨瘦如柴的父亲时，向他跑过去。他摸摸我的头，没说什么便进屋和大人们说话去了。后来听家里人说，我们的房子被日本人征用，我们无法在城里住下去，在城外已经找好房子。１９４１年春天全家便从城内北沟沿庚２８号搬到城外城府街红葫芦胡同２号去了。
我先得介绍一下父亲，因为六十岁以下的读者未必知道蓝公武是何许人。父亲１８８８年生于江苏省吴江县同里镇。早年赴日留学，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回国后师从梁启超，这对他一生影响很大。唐振常先生在《川上集》中谈到黄远庸时写道：“……以笔名远生在南北各报发表文章，并与张君劢、蓝公武合办《少年中国周报》，时人称为梁启超门下三少年，或称新中国三少年。”这大概是１９１２年的事，父亲开始步入政坛。唐先生在文章末尾感叹道：“当年新中国三少年，曾令多少人神往。三人之遭际命运，尔后迥异。张君劢１９４９年后亡命海外，粹然成为新儒学一代宗师。蓝公武乃为共产党员，全国解放后任司法最高当局。黄远庸则以英年为党争而毕命枪下。当三人之创《少年中国周报》也，驰骋文场，指天划地，恐怕谁也没有想到此后如斯不同的结局。”可见民国初年父亲在政坛上何等活跃。大约１９１３年，经梁启超推荐，父亲以进步党代表身份当选为参议院议员，是当时最年轻的议员。他这一时期的活动我所知甚少。只记得他带我散步时说过的一件事。那时他年轻气盛，在一次议会开会的时候，同袁世凯争论起来。一时冲动，竟拿起墨盒向袁世凯砍去。回家后害怕了，因为袁世凯可以轻而易举地杀掉他。他连夜乘火车逃往青岛，又从青岛坐船到德国。他到德国后有人给他捎信，叫他回来，说袁大总统不会拿他怎样。他回来后袁世凯果然没惩处他。袁曾对人说：“志先（父亲的号）这个小青年，何必跑呢，我怎能和他一般见识？”
这阶段还有一事可说。１９１５年袁世凯准备称帝，梁启超和他的弟子们，包括父亲，坚决反对。１９１５年９月梁启超在《国民公报》上发表讨袁檄文《异哉，何谓国体问题者》，政坛为之震撼，影响遍及全国。同年１１月梁启超弟子蔡锷潜出北京，前往云南组织护国军。１２月梁启超携父亲等六名弟子向云南进发。他们到上海后，得知蔡锷到云南后与他的后任唐继尧发生龃龉，组织护国军并不像想象得那么顺利，梁启超便在上海运筹帷幄，调整战略，父亲也参与其事。他们先到广西劝说陆荣廷都督独立，后又到广东逼迫龙济光都督独立。一路险象丛生。梁启超写道：“三月四日午前十时，乘日本邮船会社之横滨丸发上海，从者汤觉顿、黄溯初、黄孟曦、蓝志先、吴柳隅，并吾与唐伯珊都七人。自兹以往，昼伏夜动，作客子畏人之态者垂两旬，大类剧场中之过昭关；且演之再四，滋可笑也。”（梁启超《从军日记》）。蓝志先即蓝公武。旅途艰险，随时有生命危险。有时情况紧急，六人便分头行动，父亲始终没离开梁启超，也算为护国运动出过力。我知道父亲与蔡锷关系很好。北平和平解放后，在北海建立松坡图书馆，父亲是倡议人之一。他参加开馆仪式，并在松坡图书馆前照了相。
１９４５年８月，抗日战争胜利前夕，父亲被共产党接到晋察冀边区。我记得由经常到家里来的护士潘小姐陪同，父母带着我从北平乘火车到定县，下车后看见先到那里等候的姐姐。走出车站不远便是一个村子，进村后母亲、姐姐和潘小姐都换上农妇衣服，一位姓李的通信员架马车在那里等候。我们坐上马车便向前走了。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穿过一大片梨树林，地上落满了梨。我们的终点是阜平县康儿沟山庄，山上长满枣树，是晋察冀边区城工部所在地。这时我才知道，领导迎接父亲的是崔月犁同志，也就是到过我们家几次的崔大夫。潘小姐是刘毅同志。他们都是城工部的干部。“文革”期间两人都被斗得死去活来。我再次见到崔月犁同志已经是“文革”后期了。刘毅病逝，革委会说她有特嫌问题，不给她开追悼会。我找崔月犁，希望他出面证明刘毅历史清白。崔月犁大概刚“解放”，没有能力澄清刘毅的问题。他说他们不开咱们给她开，就在八宝山的树林旁边开。后崔月犁担任卫生部部长，我再没见过他。
把父亲接到晋察冀边区不可能是城工部的意思，甚至也不是晋察冀中央局的主意，很可能是毛泽东的决定。因为父亲到晋察冀边区后，立即担任要职。１９４８年４月毛泽东把父亲接到陈南庄，留父亲在他那里住了一星期。父亲后被选为华北人民政府副主席。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和毛泽东都在争夺沦陷区有气节、有影响的知识分子。我这里有一张１９４６年的剪报，正标题是《怀念蓝公武先生》，副标题是《英援华会慰劳我蒙难教授为何没有他的份儿》。文章写道：“编者先生：读九月二十六日上海大公报得悉英援华拨款二百五十万元慰问我蒙难教授周学章等二十七人，每人平均可得九万二千元云云。记得民二十七、八、九三年（即公历三八、三九、四零年）北平中国大学教授蓝公武先生在教室里时常攻击敌伪人员。每至授课时，讲堂都坐满了人，窗户下也站了人。蓝先生讲政治在座的日本学生亦侧耳静听。日宪逮捕之谣，时有流传，然蓝先生早置生死于度外。但至二九年（四零年）夏卒被捕到北大红楼（日本宪兵队）里去，被判了十个月的徒刑。出狱之后笔者曾往慰问，目睹其手指、手臂、肋骨之拷打伤斑，血痕犹在心为之痛。而正义感与爱国热心，并未稍杀。目下尚不知其下落，胜利一年，还都半载，未悉政府对于此种正义之士不知有何褒扬？犹忆二十八年（三九年），蓝先生焦虑国事竟致神经失常，痛骂王克敏诸人恒至夜深不停。笔者以其家人众多请医无力，即走告大生医院周瑞庭博士，周博士乃奋勇前往为之诊治。幸未久即告痊。在其未为敌宪捕去时，除中大之些须收入外，日以变卖什物为生。而此种蒙难爱国教授，不知此次援华会慰问之二十七人中为何不列名。睽教数年，蓝先生的声音，似仍在耳，谨祝其健康！汪朗园。”
汪先生所说的与我所知道的差不多，仅再补充两点：
１，国民党政府一进北平便寻找父亲。陈立夫指示中国大学校长何其巩一定要找到蓝公武，于是何其巩每天找在北平做地下工作的姐姐，让她说出父亲在何处，是不是回苏州老家了。逼得姐姐不得不跑回晋察冀边区。在毛、蒋争夺沦陷区知识分子的交手中，这次毛赢了。汪先生说“目前尚不知其下落”，“其下落”在共产党那里。这也是蒋介石所不愿意看到的。
２，汪先生说“蓝先生焦虑国事竟致神经失常，痛骂王克敏诸人……”实际情况比他说的还要严重。马嘶在《１９３７年中国知识界》一书写道：“中国大学经济学教授蓝公武以激进爱国著称，北平沦陷后，他没有经济力量把十二口之家迁出北平，只好听天由命。当日本兵杀气腾腾地开进北平城时，蓝公武几乎气得发了疯。他从家里抄起一把刀，要把儿女们杀掉，然后自杀，以免当亡国奴，受敌人侮辱。这件事没办成，他就拿了一把铁铲跑到大街上，用冒火一样的眼睛怒视着一对对过路的日本兵，真像要打过去的样子。日本兵把他痛打了一顿，还要抓他，邻人说他是疯子，才把他救出送回家。蓝公武气不出，由此大病一场，数月不能出家门。病愈后，他又在中国大学讲授经济学，他完全按马克思《资本论》的体系讲述。他在课堂上公开宣传抗日，听的学生越来越多，课堂里坐满了，许多学生便坐在窗台上、站在教室门口和过道里听讲。”
马嘶说得有些出入。没有要杀儿女然后自杀的事。如果有我总会知道，但我从未听说过。父亲没想过杀家里人和自杀，而是希望子女和自己活下来杀日本人。他确实手持铁铲冲出家门痛骂日本兵，被日本兵毒打了一顿。邻居跑出来说他是疯子，日本人才没把他抓走。他痛骂日本兵的事很快传遍北平。有人说日本人打到北平没人敢吭声，只有蓝公武这一骂，给北平人出了气。但他从此得了“蓝疯子”绰号。他被日本兵毒打后神经失常，几次夜里跑到汉奸王克敏和王揖唐门前叫骂，这两个汉奸他都认识，和王揖唐还是留日同学。
马嘶在书中提到中国大学和何其巩校长。辅仁大学、燕京大学和中国大学是日本占领北平后没南迁的三所私立大学。辅仁和燕京都有外国背景，只有中国大学没有。但何其巩不接受日本人的经费，始终保持学校的独立。他允许在学校宣传抗日，并对离校参加抗日的学生保留学籍。
父亲在课堂上公开宣传抗日。金继德在《沦陷时期的中国大学》中写道：“蓝教授在中大任教时，担任经济系二年级新闻学的教学，每周两节课。蓝教授利用讲课之机，向学生宣传日本必败的道理，并启发学生的爱国主义思想。记得当年蓝教授讲课的时候，不但本系同学不缺课，其他学系的同学以及附近的女子师范学院的女生，也都来听课，把教室围得里三层外三层的，真是水泄不通。有一次，敌伪报纸报道：日本侵略者占领中印半岛――越南、缅甸、暹罗（今泰国）等地。蓝教授说：‘不要看它占领中印半岛各地，现在日本国内缺少大米，而中印半岛盛产大米，它占领中印半岛是为了掠夺中印半岛各国的大米，以弥补它国内及军事上的需要，日本是必定要失败的。’当堂的日本特务学生举手站起来质问：‘蓝教授，你这是宣传抗日思想。’蓝教授不慌不忙地回答：‘我说的是有根据的，你要听，请你坐下来；不听，可以走嘛！’第二天，蓝教授进了敌人宪兵队。蓝教授出来后对学生讲：进了敌人宪兵队，千万不要屈服，要和他们进行斗争。”
父亲被日本宪兵队抓走，直接原因是中国大学教导主任方宗鏊和他日本妻子方正英到日本宪兵队告父亲的状。方和他的妻子多次阻挠父亲在课堂上宣传抗日，父亲不但不理睬，反而痛斥方宗鏊是汉奸。方正英告父亲要杀方宗鏊。日本宪兵队大佐审讯父亲为什么要杀方宗鏊。父亲回答：“方是什么东西值得我杀他？”接着便审讯父亲为什么在课堂上宣传抗日。《中共党史人物传》的四十一卷有较详细的记载：“蓝公武在日本人面前毫不畏惧。日本人问他为什么反日？他高声回答：你们日本人侵略我的祖国，占领我国土地，欺凌中国人民，我当然反对你们。日本人问他，你的地下组织在哪里？都有谁？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蓝公武说，我只是中国人一分子，从来没参加共产党或国民党，更没有地下组织。日本人对他用了最残酷的肉刑，除拷打之外，还给他灌凉水，把肚子灌得很大，然后再用脚把水踩出来，用烟火烧他身体，把他折磨得死去活来。但这些都没能使他软下来。一次，日本人又审问他，汉奸翻译官感到絮烦，把蓝公武的回答故意翻成认罪的话。蓝公武一听暴跳起来，用日语骂他‘混帐’，‘问他为什么故意歪曲我的意思？’日本宪兵大佐听他说流利的日本话非常吃惊，马上请蓝公武坐下，问他日语怎么说得这么好？蓝公武告诉他自己是东京帝大毕业生。日本宪兵大佐的老师也是东京帝大毕业生，比蓝公武还低几级。大佐顿时对蓝公武客气了许多。蓝公武在宪兵队关了九个多月。”
父亲曾对我说，日本大佐想什么时候审他就什么时候审，有时一夜几次，每次翻译都得去，弄得他睡不了觉，为了尽快结束审讯，就胡翻起来。父亲先后在日本住了近十年，日文非常好，说得一口流利的东京话。但我从来没听他说过日本话。他也严禁我们学日语。他不让我上沦陷区小学，说等中国胜利了再上学，所以我没上过小学。日本人拷打他的伤痕我也见过。他说日本人拿香烟烧他，他把胳膊迎上去，日本人反而不烧了。他说日本人很看重等级，大佐知道他比他老师班级还高，便称他为蓝先生了，并对他大义凛然的民族气节表示敬佩。
父亲在北平以至华北影响很大，很多热血青年听了他的课后参加了抗日队伍。有的到了重庆，有的到了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他曾对我说过，一位姓白的同学不来上课了，可能打日本去了。他说的“姓白的同学”很可能就是抗日英雄白乙化。白乙化是辽宁人，上过东北讲武堂步兵学校。后考入中国大学，并于１９３０年加入共产党。“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三省沦陷。白乙化向校方提出：“大敌当前，还能有心求学吗？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吾当先去杀敌，再来求学。如能战死在抗战杀敌的战场上，余愿得偿矣！”校方被他的爱国心所感动，准其所请，并决定在他抗敌期间保留学籍。但白乙化组织的抗日队伍很快被国民党军队强行缴械遣散。白乙化重返中国大学完成学业。“七七”事变后，他再次组织抗日队伍，并把中国大学的很多同学动员到这支队伍去。他的这支以学生为骨干的队伍越来越大，越打越猛。白乙化的队伍被编为八路军冀热察挺进军第十团，他任团长，在平北地区作战。这个团的很多营、连级指挥员都是中国大学的学生。１９４１年２月白乙化在密云马营西山战斗中牺牲。现在北京密云县为纪念抗日英雄白乙化，为他修建了一座纪念碑。白乙化听过先父的课是可以肯定的，但他们有没有交往，就没有记载了。我也从未听说过有位姓白的同学到过家里。领导十团的平北军分区司令员段苏权将军是我姐夫，我曾问过他白乙化同先父有没有交往，他遗憾地说：“那时候我还不认识你姐姐，怎么会想到问他这个问题。”
１９９８年５月１６日《市场报》发表了古荫桐先生的文章《忆爱国教授蓝公武》。文章写道：“第二天黄昏，一位老者爬到我身边，和我低声攀谈，面带慈祥、从容，令我肃然起敬。忙问：‘贵姓？’‘姓蓝。’‘莫不是素为青年景仰的、常借讲课之机宣传抗日的蓝公武教授？’‘正是。’我惊喜交集，没想到，有缘在这里相会。教授见我有几分悲戚，乃单刀直入，给我低声念起南宋文天祥那首千古传诵的名诗，‘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抛絮，身世飘摇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念完，又反复默诵最后两句。这最后两句我不知过去背过多少遍，但远不如此刻令我五内俱感，心头顿觉豁达、闪亮。后来，教授不断在夜晚谈起文天祥，说他英勇抗敌，坐狱三年，多次拒绝劝降，又作正气歌，最后慷慨就义，其正气万古长存。每听一句，我皆不胜惭愧，虽然死不足惜，但毫无作为，岂不轻如鸿毛。”父亲关押在宪兵队时鼓励难友的事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父亲被释放后，不能在中国大学教书，教授工资停发，靠典当和变卖家什维持生活。善本书和值钱皮货陆续卖掉，连金牙也卖了，再无东西可卖。房东靳先生，出于对父亲的敬重，不再收房租。全家生活靠外婆维持。她到清河买玉米，然后用碾子推成玉米面，做成窝头，我们便靠窝头、咸菜度日。我经常和外婆一起推碾子。看见别人家吃馒头，羡慕得不得了。一天，忽然有人送来大米、白面，还有白糖。我见到非常高兴，已经想象吃馒头的香味了。那人带了一封信见父亲。父亲看了信怒不可遏，跺脚大骂，叫来人把米面带走。那人不肯带走，父亲和母亲竟把米面拎到门外，倒在街上。我不知道先父为什么要这样做，他明明知道家里早已没米面了。我听他在屋里骂：“王揖唐王八蛋，你当汉奸我就和你绝交了，还说什么老朋友。”后来我知道米面是王揖唐派人送来的，王时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华北的头号汉奸。王揖唐在信中说，父亲“既然不与友军合作”，他知道父亲生活贫困，“仅以老朋友身份送一点米面，聊表老友之心意。”父亲宁愿全家饿死，也不收汉奸送来的东西。王揖唐１９４８年春作为大汉奸被国民党政府枪决。
文章写到这里该结束了。我那时年纪小，对很多事都不大清楚，除依靠自己的亲身经历外，还引用了别人的文章。没有这些文章，我写不出这篇《蓝公武不讲日本话》的回忆文章。在此我谨对文章的作者们表示谢意。
